全面取消小学生家庭作业、制定未成年人游戏国家标准……这8个网民热议的两会教育建议，您最关注哪个?

全国政协委员马光瑜：建议全面取消小学生家庭作业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委、广东省委会主委，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马光瑜特别关注到小学生作业繁重的问题，在提案中建议全面取消小学生家庭作业，进一步增强德育、体育、劳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小学生。

马光瑜指出，当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已经成为教育部门培养学生的目标，但是小学繁重的课外作业让“五育并举”演变成一“智”独秀，并且愈演愈烈，这对我国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极为不利。

他认为，小学生家庭作业负担重，还衍生出义务教育商业化和学生心理健康等问题，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和学生心理负担。教育的压力也客观导致了年轻人生育欲望的骤减。

对此，马光瑜建议，全面取消小学生家庭作业，厘清学校与家长的责任边界，推迟小学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间相一致，让学生做完作业再回家，同时增加体育运动和家务劳动，增强学生体能。同时，应组织专家学者科学编制教材，减少笔头训练。

“家长要改变‘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的思想，不应盲目恐慌和攀比。”马光瑜还建议，在全国进行一次深入全面的小学生减负大督查，取缔小学阶段的智育校外商业培训机构。同时，取消各级中小学等级评价，严禁教师校内教学有所保留课外实施教学辅导。

“取消家庭作业不等于不让孩子学习，而是写作业的地方在学校，改作业的人是老师，而不是家长。家长主要负责学业以外的其他教育。”马光瑜表示，学习是终身的事情，而不是仅仅在小学阶段。小学生减负，需要课程系统性调整，等在中学甚至大学时，学生能够基本独立学习的时候适当增加必要的学习任务。

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制定未成年人游戏国家标准

根据艾瑞咨询报告数据，2019年未成年游戏用户规模已达到1.07亿人，对未成人健康游戏的防护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案中，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单设一章，明确了家长的监护责任，规定了一系列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措施，初步构建起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法律基础，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朱永新指出，目前，许多游戏企业也响应国家要求，各自建立起了如健康系统、防沉迷系统等未成年人保护平台。但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落地标准，行业数据不互通、家长责任意识薄弱等因素，这些保护机制和规则仍存在优化空间。如，单就实名注册，有的企业率先接入了公安实名系统验证，虚假身份信息无法通过，有的则没有。

为此，朱永新提出制定未成年人健康游戏方面统一的国家标准，并由国家推动强制执行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是“前置防护”，要通过将家长等监护人与未成年用户游戏账号的绑定，实现家长对未成年人的游戏操作记录查询、游戏消费记录查询以及游戏操作提醒、游戏消费提醒、游戏操作时段设置和游戏消费限制。

其次是“事中保护”，游戏中按照标准设立统一的自动管控系统。朱永新建议进一步加大力度，在现行行业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头部企业实践经验，由政府牵头制定国家标准，建立统一的防沉迷平台，整体接入公安实名系统验证，推动所有企业以统一的力度和方式予以落实执行。

第三是“事后服务”，要求所有企业建立并公开投诉和举报渠道，制定统一清晰的退费标准，并给有需要的家庭特别关怀。标准应要求各家企业应将未成年人游戏客服专线作为运营标配，提供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的申诉与受理机制，及时受理并处理设计未成年人游戏的投诉和举报，并制定统一清晰的退费标准，要求所有企业按此执行。针对个别存在家庭教育、亲子沟通问题的情况，应给与1对1的深度辅导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刘希娅：教育类APP铺天盖地隐患多

作为基层教育工作者中的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每年提交的建议都和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息息相关。今年她带来的《基础教育阶段合理使用人工智能的建议》，关注的就是教育类APP的滥用问题。

刘希娅调研发现，部分教育类APP与在线学习平台缺乏教育专业性，导致学生学习能力与学习效果下降，比如快速获取答案、错漏百出、夸大宣传师资等。部分教育APP与在线学习平台，为获取利益推送色情、暴力广告甚至挑战制度红线，不利于学生社会性发展。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缺乏有效的准入、监管、约束及退出机制；以课外补习机构为主导，形成人工智能学习产品与课外补习机构、媒体甚至部分学校、教师的经济利益链条。

“现在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是，网络教学由于成本低，许多网课通过打价格战的方式争取客户，导致家长容易被各类产品绑架，学生疲于参加多个线上平台的学习，既容易导致近视、脊柱侧弯等身体问题，又容易产生焦虑、回避等心理问题，影响同伴交往与亲子关系。”调研得越深入，刘希娅越焦心。

据此，刘希娅提出建议：

首先，加强人工智能在基础教育阶段应用的专业研究。在规范研究导向的基础上，注重研究如何采用互动式学习方式，避免单向传输，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研究团队方面，探索以学校引进专业人士进行技术研发，实现“教育+互联网”模式，探索建构“人机协同”“A1教师与真人教师协同执教”的教学模式，两者优势互补，融合教育。

其次，完善智能技术运用于基础教育领域的准入机制、监管机制和退出机制，形成自上而下的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教师、学校使用线上学习产品的相关规定、建议。

最后，她建议媒体主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管，减少大量线上学习产品对教育的干扰，为孩子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应该加强对人工智能学习类产品广告的专项督导，严格建立准入机制，降低黄金时段、头版头条等宣传此类产品的比率，减少学生、家长焦虑；进一步强化问责机制，人工智能学习产品出现问题，加大对相关媒体的处罚力度；还要加强对学校、教师的监管，针对学校、教师有偿推广人工智能产品的情况，要从严处理。”刘希娅说。

“我不建议普通的孩子学奥数，奥数只是极少数孩子去学的，的确有一些非常有天赋，对数学非常热爱的孩子，这些孩子才应该去学奥数。大部分普通的孩子我觉得不应该去学奥数。”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说。

奥数不适合大范围的孩子学习，同时，特别不喜欢数学的孩子如果学习了奥数，可能会把孩子的学习兴趣搞没了。此外，普通孩子也没必要去学习那些怪怪的、那些奇特的技巧。

全国政协委员朱鼎健：建议增加小学体育课时

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朱鼎健向大会提出《改革传统体育教学模式，实施选项考试、分级授课的建议》，建议增加小学体育课课时至每周5课时，保证小学生每天都有1小时运动时间，以全面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朱鼎健了解到，目前我国多数地区小学1-2年级每周4课时体育课，小学3-6年级和初中每周3课时体育课，高中每周2课时体育课，这些课时仅能基本满足最基础的体育教学，对学生的个性化体育特长培养还难以保障，以至于近些年城市超重和肥胖青少年的比例明显增加，运动时间过少等健康问题引发关注。

朱鼎健建议，应改革传统的体育教育理念，突破传统的授课模式，从顶层设计和机制创新方面出发，让体育成为青少年伴随终身的兴趣而不是负担，让运动成为国民终身受益的生活习惯。

他建议，体育课的授课内容应突破田径传统项目，实现项目多元化，与此同时，建议中小学体育课采用分级授课的模式，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体能、体质和特长状况，分为不同的体育级别，跨班级甚至跨年级上课，而无须拘泥于以往固定的按班上课的方式，把统一化的体育课堂转变成有趣多元、因材施教、最大限度激发学生投身体育运动的兴趣课堂。

农工党中央：实施小学生免费托管破解“三点半难题”

近年来，小学生“三点半难题”逐渐成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今年，农工党中央提交的提案聚焦小学生托管问题的解决。

农工党中央在《关于实施小学生免费托管的提案》中提出，石家庄市在主城区210所公办小学全面实施了小学生免费托管服务，实现了主城区“公办小学全覆盖、申请学生全纳入”，给其他城市提供了经验借鉴。

农工党中央建议，创新托管模式，充分挖掘社区、高校、社会机构及学生家长等社会资源，形成托管合力，构建以学校为主、社会多方参与的小学生托管服务体系，例如“教师+志愿者”的托管服务模式，选派有资质、有意愿、素质高的社区志愿者、“五老”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进校参与托管，在学校统一组织下开展形式多样的托管活动；构建家校联合托管模式，动员有积极性或有特长的学生家长轮流到校协助托管，为教师分担托管压力等。

全国政协委员刘焱：明令禁止学校张贴高考喜报，改革教育评价

每年高考录取结束，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刘焱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些学校门口点名道姓、图文并茂地张贴“我校某某同学被某某大学录取”“我校有某某位同学被重点大学录取”的大红横幅或喜报。

不仅如此，在校门口介绍学校情况的宣传栏里，刘焱发现，大多数学校都会把毕业生里出了几位院士、教授、名人等作为学校的金字招牌和办学质量的铁证，很少看到敬业爱岗的普通劳动者出现在宣传栏里。

“这种宣传助长了教育的功利化、短视化倾向，加剧了学生和家长对于升学的压力和焦虑，把学生和家长都驱赶到‘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狭窄人生赛场，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基础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必须加以改变。”刘焱说。

刘焱认为，教育评价是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学校门口的标语和宣传栏反映学校教育评价的价值导向，直接影响学校的办学行为、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深刻影响家庭的教育选择和社会教育生态。

与此同时，“五唯”压力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不容小觑。刘焱告诉记者，有研究表明，我国中小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对学习的积极情感体验（如喜欢、愉快、有信心、成功体验）等指标随年级升高而逐步降低， 对学习的消极情感体验（如不喜欢、痛苦、疲倦、枯燥等指标）呈逐年上升趋势。

“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改变用单纯的考试升学‘指挥棒’指挥和评价学校教育的倾向，必须落实到每一所学校，从学校门口做起。” 刘焱呼吁。

为此，她建议，明令禁止学校悬挂人为制造攀比、加剧考试竞争和焦虑的标语和横幅，多宣传毕业生中爱岗敬业的普通劳动者，塑造尊重普通劳动者、“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人人皆可成才”的社会教育生态。

全国政协委员何伟：控制网课网游时间，建立儿童青少年视力数据库

针对网课多，上网时间长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何氏眼科集团董事长何伟建议控制网课和网游时间，并建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档案国家大数据库对学生用眼数据进行跟踪。

“网课太多了。现在孩子眼睛的压力特别大，要改变孩子的用眼习惯，特别是上网的时间，游戏的时间，需要有所控制。”何伟在《关于“数字化”赋能 助力儿童青少年近视精准防控的提案》中提到，但更重要的，近视预防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凝聚政府、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医疗卫生机构的力量和智慧持续预防，将近视预防推向深入。

何伟表示，青少年儿童每日光照和户外运动不能少于两个小时。近用眼的时间过长，一切防控方式都无法起到实际作用。提高公共意识对于青少年近视预防将起到关键作用。

为此，他建议，首先，要建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档案国家大数据库。依托云端大数据平台，将每一个孩子的眼健康数据，及时更新到视力健康电子档案中，匹配唯一识别码，终身制数据持续跟踪，实现入园和入学等实时转移，确保数据真实、完整、准确、可追溯、可管理，及时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研判。

对于视力异常或可疑眼病的学生，通过大数据分析，指导临床干预，由专业医疗机构精准推送个性化防控措施，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诊治，预防控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其次，要借助基因检测技术，预防高度近视发生。通过检测人体与生俱来的近视易感基因位点变异，对高度近视发生风险进行评估，从遗传学角度找到基因中影响高度近视的隐患，有针对性地规避生活中导致其发生的危险因素。

最后，要筑牢筑实“四位一体”近视防控体系。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家长、学校及医疗机构密切配合、联防联动，统筹协调全社会关系，通过大数据和创新科技赋能，筑牢筑实“四位一体”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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